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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第四章《人文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重建》,论述了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冯友兰、贺麟、牟宗三、唐君毅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和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。
[8]402从心性之关系看,心统性情是从函受的层面而言,性之凝,其现于身,其精藏于心,虽可说心统性,但是此统并非是心主性之意,而是性自为体。[8]948就心性关系而言,船山认为性体心用,性体本自即是仁义礼智,而心用即是四端为用,以四端为心即是言性乘于情而发。
……若静而不失其体,便是天下之大本。结合动静而言,心之未动之时,便是心之未发之前,即是性,是体。乃既以应万事,则兼乎情,上统性而不纯乎性矣。而情是已发,是可善、是用。四端是善之初始,可言可见,因而四端是情,他最终得出了人可以通过四端之情便可识得吾性、知吾性之本善的结论。
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(受拘之故)。动而不失其用,便是天下之达道。([明]王时槐:《三益轩会语》甲申(1584)第123条,《王时槐集》,第507页。
关 键 词:王门 以内在证超越 孟子观 王塘南 孟子之于中晚明王门,所系甚重。如语沙漠之外之人指边城曰此中华也,若遂执边城以为帝都则悮矣。孟子性善,宋明儒皆有言及。于情见性,正是以情证性、以形下证形上(14)、以内在(情属于心)证超越(性属于理之思路。
([明]王时槐:《答王儆所》七条辛丑(1601),《王时槐集》,第417页。首先,王塘南对告子思想进行系统化诠释,此与阳明后学中以功夫之无证本体之无一派相联系。
(45)[明]王时槐:《友庆堂存稿》卷一《寿平川郭先生八十序》,《王时槐集》,第23页。乃知孟子性善之说,终是稳当。一方面,此外求以增益之工夫无疑是指程朱格物工夫,因此体现这一工夫偏差的以此合彼即为程朱格物工夫之基本指向。江右王门以见在良知为不足,即否认现成良知。
因而,内在能否证成超越,何种内在才可证成超越,须加以思考。(21)[明]王时槐:《三益轩会语》甲申(1584)第121条,《王时槐集》,第506页。可见,矩在人心,可表为心之矩,亦可表为人之则⑦。其著述颇丰,然多出自晚年,尝以初未有著述、六十三偶出《三益轩会语》④为言。
之所以如此,或与阳明后学特别是浙中王门的学术立场有关。程子谈性,语多言杂,而王塘南以此为最精当之语,其根由在于:依此两种区分,可有效处理性之不容说与孟子言性善之矛盾。
念庵先生乃举未发以究其弊,然似未免于头上安头。但王塘南以为,告子是自是才高才置之不答,非不能答也。
以内在于个体之良知证成超越之天理,是阳明心学得以存在的根由。《诗》曰‘天生蒸民,有物有则,则即矩也,若矩在心外,是有物无则也,而可乎?夫不踰不违,盖自得其本心而言,非以此合彼之谓也。朴斋不以为然,先生亦不然朴斋。在王塘南看来,孟子为得中道之全,告子则终不免专内之偏也。因此,孟子补偏救弊于告子,亦是王塘南补偏救弊于浙中王门(24)。然而,以龙溪为代表的浙中王门,虽具本体无善无恶、工夫自然而无修证之空无特征,却自有其体用之圆融,于此帮补,未必不受用。
(张学智:《中国儒学史·明代卷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306页。但与阳明以心之所发为意、以意之所在为物的意物一体立场相比,以意物为心之源流的观点更强调两者的分别,更强调意(源)相对于物(流)而言所具有的优先性。
此表之于朱子,必为定见。他认为《诗经》所言天生蒸民,有物有则之则即是从心所欲不踰矩之矩。
(48) 由此来看,以孟子观形态呈现的以内在证超越之路径,既可横通于阳明后学之派别研究,亦可纵贯于阳明后学之个案研究,值得细察与深思。) (27)告子居之不疑,故能不动心,若屡变其说,则其动也甚矣。
同理,良知与情识亦为源流关系,故以良知证性优于以情识证之。在是时的《三益轩会语》中,王塘南以孟子有远庖厨之训明儒家不杀之仁(34),与《广仁类编》以孟子有‘远庖厨之训可知圣贤仁及群物(35)如出一辙,体现出其对生理之强调。因为生生处无以用功,一有用功才涉修为,则为矫揉合义,添障于本体,即是义外。在程朱那里,性之不容言,乃指超越之理。
当然,不止于以心证仁,他还举以情证性表阳明以内在证超越之具体取径。他认为告子包括原无善无不善在内的先后所言总是一个意见,而朱子判告子以屡变其说恐未然。
于王学风起云涌之际,受教江右,参访浙中,多方求质,默会深契,集诸家之大成,启为学之新境,终成王学之光大者③。为补偏救弊,孟子提出知言养气之论。
所谓得其本心,若表之于朱子,重在本然之呈现、应然之落实。矩在心外,如同有物无则之不可能。
而王塘南以心知意物为序,对心性关系作了详细疏解:知为心之明。②此处关于江右与浙中的划分,在地域的基础上凸显义理的标准:浙中王门以见在良知为具足,即肯认现成良知。(14)比较而言,性更抽象,故言形上。内容提要: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,在王塘南的思想中,主要有以心证仁、以良知而非情识证性体、以外证内外中道之体等具体形态。
⑨所谓以心合道即是以心合理(以此合彼),在王瑭南看来其背后暗含着本体与工夫之偏差⑩,即吾心本有欠缺与外求以增益之(吾心)。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
然告子自是过高,终不肯以孟子之言为然,故置之不答,非不能答也。([明]王时槐:《三益轩会语》甲申(1584)第125条,《王时槐集》,第507页。
而心与理之区分,所表实为人心(实然)与超越之理之区别,两者在善恶之性质上相去甚远,故言心与理为二。(11) 《礼记·乐记》云: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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